第七十八章 若要福先造路
桑维翰说：“人们议论认为每年运送缯帛给他们叫作耗蠹，有所卑恭谦逊叫作屈辱。殊不知如果兵战连绵而不罢休，灾祸纠结而不解除，财力将要匮乏，耗蠹哪个更厉害呢！用兵就会使得武将功臣过份要求姑息迁就他们，边藩远郡因此得以骄傲矜伐，下颓上废，不思振作，屈辱哪个更大呢！我希望陛下训劝农耕，习练军战，养备兵众，与民休息，等到国家没有内忧，民众有了余力，然后看形势而动，才能动必有成。再者，邺都丰富繁盛，是国家的屏障，现在它的主帅赴阙朝见，军府无人主事，我想到《易经》上说的不谨守所藏，要招引盗贼的话，《左传》上所讲勇敢的人重视守护的道理，请求陛下略作巡视检查，以杜绝奸谋。”
石敬塘对桑维翰的信使说：“朕这几天心里烦扰，不能决定怎么办，今天见到你们节帅的奏章，就像酒醉醒来，告诉你们节帅不要忧虑，朕知道怎么做了。”
将契丹的侵略、抢掠说成功绩，将晋国谄媚、征百姓口粮进贡说成报恩。典型的奴才嘴脸，典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吻。百里无忌对此事如此评价。
快了，应该就这两年了，儿皇帝就会病死。百里无忌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契丹越来越强大，如果历史因为改变，而导致契丹灭晋后继续南下，那就会是一场汉民族的灾难，以楚国目前的实力，无疑是螳臂挡车。
失地必须收复，契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，而且是带本带利的讨回。百里无忌暗暗立誓。
出于对百姓心中没有国与家与民族的概念，百里无忌命令徐世铭，在此后所有天策府博学院学习的学子，必须加入一门课，课名就叫“国家与民族”。
洗脑要从娃娃抓起，改变不了这一代人，那就寄希望于下一代人。
希望下一代中，不要再有如石敬塘、桑维翰这样的奴才。
但百里无忌不知道的是，徐世铭接受这个命令后，又在这门课中加入了一些东西。
……。
这一日，徐世铭来报，潭州经严州至罗州、潭州经梧州至恩州、潭州经敦州、韶州至兴王府的三条纵向官道拓宽完毕。
百里无忌大喜，若要福，先造路。这个道理从古至今都是没错的。
看着地图，有这三条纵贯南北的的官道，就可以实现心中的下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将百姓从田地中解放出来，变成手工业者和经商者。同时，这三条官道可以让潭州的政令畅通从此再无阻碍，黑旗军和禁军的兵力可以迅速投向任何一个楚国地方。
“大王，此三路拓宽完毕，修路的民工如何处置，其中的一万多叛军俘虏如何处置？”徐世铭打断百里无忌的寻思问道。
“唔……百姓就解散了吧，发给其酬劳，让其回家便是。至于服苦役的叛军俘虏嘛，徐相过来看，某还打算再拓宽一条横向的官道，自宜、柳、昭、贺、连五州至韶州。如此南北、东西全都打通，各地商人可以往来无阻，同时若发生叛乱，黑旗军、禁军可以数日内到达任何一个州，而特战军的骑兵更是可以在第一时间到达当地平乱。徐相以为如何？”百里无忌指着地图对徐世铭说道。
徐世铭不明白主公为何对商人情有独钟，文人出身的他还是对商贩有着先天的抵触，但百里无忌所说军队调动的速度，还是让徐世铭心动，政权稳定是第一位的，没有稳定哪来的发展。
“大王言之有理，某这就去安排。”
“徐相且慢，传本王令，若叛军俘虏能尽快完成此路的拓宽，本王特赦他们的叛逆大罪，放其还乡。”
“遵命。”
……。
楚国去年开始推广的政改和农改开始显现成效。
除了种植原水稻等作物，还在贫瘠之地种植番薯，同时种植、养殖、渔业结合的多层次养殖有开始起效，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自觉地发展这种方式。百姓家中开始有了盈余，官员的办事效率大幅增加。
自古至今，官场的清明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力。
而刚刚纳入楚国版图的原南汉疆土，却再次引来了血雨腥风。
这是百里无忌的定律，已经养成习惯。
每征服一地，一旦站稳就会清洗一批贪官污吏，这是一种用强权进行利益再分配的方式，但最大的受益群体是百姓，百里无忌需要这个群体的支持，有了他们的支持，政权才能安稳，潭州百姓自发地守城，更是让百里无忌获得坚定的信心。
而这次的运动却是第一军都指挥使云扬发动的。
百里无忌手中无合适人选可派，临时令云扬权知兴王府。
云扬便很好地实施了此次运动。
当结果传来时，连百里无忌也为之震惊。
原南汉皇帝刘?的十一个儿子被杀，刘氏自此灭亡。澄、伦、候、新、勤、恩、敬七州刺史被斩立决。涉及十七州各级官员六百七十三人，斩立决四百二十六人，余者皆被牢狱。
徐世铭、孙光宪等六名参知政事和诸多官员联名请求惩处云扬。
百里无忌无奈，下令罢了云扬的权知兴王府之职，并严斥其反省。
但兴王府是原南汉都城，不能没有刺史，环顾左右，百里无忌看中一人，周宗。
如今南汉之地官员人人自危，迫切需要一个有从政经验、有一定影响力却为人温和之人去进行安抚，眼下没有再比周宗更合适的人选了。
当百里无忌提名之时，其余五个参知都赞同，只有当事人周宗不肯。
他的理由是，怕自己去了兴王府，照顾不了家人。
百里无忌闻听后大概了解了他的意思，原来周公也怕老婆。
再三相劝，直至命令，此公方才同意兼任兴王府府令三年。
六月十九。
楚王令参知政事周宗兼任兴王府府令，即刻赴任。
百里无忌筹划将南唐赔偿的五百万两白银投入到兴王府、振州两个造船坊，以制造足够的战船和商船。但被徐世铭、孙光宪等人一致反对，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终于确定三百万两用于造船，二百万两归入国库用于发展经济。